鄭和研究十七期

上海「鄭和下西洋600年兩岸研討會」記盛

龍村倪

「三寶太監」鄭和於明‧永樂三年晚秋，統率舟師，由南京‧龍江關（今下關）啟碇，首航「西洋」，10月17日（農曆）自太倉‧劉家河（今江蘇‧蘇州‧劉家港）揚帆「泛海」，趁風而行，到福州‧太平港（今福建‧長樂）會師整備，祈風（泉州‧九日山）進香（湄州‧媽祖廟）。候「風」至，乃由五虎門「出洋」（閩江口），藉信風「南」航「西」駛，縱走南海，橫穿西洋（印度洋），開啟了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最壯觀的一次大航海活動。2005年正是此一歷史「事件」的600年，值此歷史轉折時刻，「上海市科學技術學會」乃籌辦了此次會議。（本文為紀要）為求行文便捷，不論師尊前輩；年少友朋，均省卻「敬稱」，直提名道姓。此事極不合中、西禮儀傳統，多請多多海涵！以下即所記。

會後歸來已有五位台灣出席者撰文刊佈或即將發表︰

一、張作錦〈感時篇─從鄭和到楊利偉〉，聯合報「聯合副刊」，2003、12、25，台北。

“鄭和遠航雖早於哥倫布一百年，但是「地理大發現」我們卻沒出席。那麼這回的太空探險，會有中國人的分嗎？”

二、孫震〈富裕與進步─鄭和七下西洋的啟示〉，歷史月刊，193期（2004、2），台北，75-81。

“在鄭和大航海時代以前，先民對茫茫大海的嚮往和探索，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鄭和七下西洋，不論就船隻大小、建造技術、舟師規模、航行海域、到達國家而言，都達到歷史的高峰，也遠遠領先世界上所有國家。後來朝廷改採閉關自守的政策，海上勢力式微，並喪失了在航海方面技術領先的地位。技術必須不斷進步，經濟才能持續成長，當我們緬懷祖先的成就，必須從教育和研發的基本功夫上努力，才能重見中華文化的榮光。”

三、劉達材〈迎向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前夕─上海之行感言〉，中國評論，2004（待刊），香港。

“六百年前，鄭和七下西洋，是中國「走向世界」；六百年後，萬商雲集上海，是世界「走向中國」。〞

四、謝臺喜〈鄭和下西洋的史實及其在航海史上的偉大貢獻〉，歷史文物，2004（待刊），台北

“鄭和出使西洋的動機，除了尋找惠帝外，主要目的為聯合印度洋周邊國家以圍堵「帖木兒」的擴張，並牽制其進攻中國的行動。鄭和出使西洋抱憾碧波之主要原因為︰明廷內部爭論不休，尤其士大夫鄙視宦官主導海洋政策；加以鄭和出使西洋缺乏以經貿為核心的海權，增加政府財政負擔；同時國人未重視海洋發展，又受倭寇入侵影響，遂使鄭和偉大成就為曇花一現。我國未來之國防戰略，允宜遵循傳統的國防思想，以協合萬邦，天下一家之理念，維持世界和平為努力目標。在海上應與東南亞諸國發展經貿合作，共同開發南海資源，確保南海航運之暢通，進而建立軍事合作關係，以維護區域整體安全。”

五、王桂巖〈鄭和下西洋的史實及其在航海史上的偉大成就〉，歷史文物，2004（待刊），台北

“成祖即位後則以攻勢國防政策，來展現其雄心大略，而有鄭和出使西洋的行動。因海上線路之開通，一方面使西方的航海家興起環球航行之意念，……使繞地球航行之夢想終於實現。另方面則是西方之宗教、文化不斷藉鄭和航線傳入中國。雖百年後，中國深受帝國主義者欺壓之苦，但卻使當時的中國政、經、社會各層面，因此文化之交流而漸漸發生質的變化，為現代中國舖就了民主與科學之基礎。”

本文為相關報導之一篇，不能深入、全面討論已刊行之所有論文，只簡略說明台灣與會者之發言及論文重點，並對會議相關活動作摘要介紹，以分享未能親自參加、而又關心「鄭和年」活動的人士。重要學術論文很多，只得向大陸和香港學者尊重道歉，留待下次為文時再補！會議三天（12、8─10），都在「上海科學會堂‧思南樓」（南昌路59號）舉行。《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已在會前出版，精裝精印，古色古香，內容充實，惹人喜愛。《論文集》收「文」45篇，分四大類︰一.紀念鄭和篇、二.航海篇、三.造船篇、四.海洋篇，總計335頁，稱得上海洋大觀，但部分論文僅見摘要。現依序列出台灣之論文及作者如下︰

1.吳京〈省思鄭和下西洋、振興中華文化〉

2.謝臺喜〈鄭和下西洋的史實及其在航海史上的偉大貢獻〉

3.沈愷〈從明代兩種航海針經看早期中國與菲律賓關係〉

4.龍村倪〈《天方夜譚》與中國”龍涎香”傳奇〉

5.曾樹銘〈寶船灘寶船廠〉（未出席）

6.羅海賢〈鄭和西航之影響〉

7.章樂綺〈試論鄭和團隊壞血病的防治─兼談西歐船隊為何罹患壞血病〉（摘要）

8.賴進義〈為魏源所謂”明代二鄭、中國一奇〞進一解〉

9.劉達材〈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前夕，e世代上海海洋經濟之發展〉

10.楊崇正〈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與西岸航港合作發展之探討〉

11.曾樹銘、陳政宏〈四百料戰座船之創復模型及其性能分析〉

研討會員邀有貴賓曹永和及陳信雄，曹因年高八十，不克與會；陳因意外阻礙未能親臨，十分可惜。大陸研究海交史、船史、及鄭和的許多重要學者，楊槱、萬明、孫光圻、張序三、鄭明、辛元歐、朱鑒秋、葛劍雄、孔令仁、楊堅等等，或為初識、或屬舊交；或緣慳一面、或暢談失時，總之筆者對他們長年的學術鑽研，對交流的鼓舞，對歷史的衷情，願深深的致上最高的敬意、與無限的祝福！兩位「重走鄭和路」的女性新聞工作者，范春歌（〈武漢晚報〉，武漢）；李菁菁（〈經典〉，台北，未安排報告），可以作為新時代、新中國、不為艱苦新女性的代表。沒有「寶船」、更無「通事」（譯員），只有背包和相機、水壺和乾糧。單身涉海，遠走滄溟，即使大英雄「三寶太監」再世，也要大讚三聲，拜倒裙下。

此外，會中還有致詞，前見者不在，有︰李克讓、黃光男、葉昌桐等。參與討論的，則有張釗雄、蘇啟明、李慕如等。筆者與陳文興（香港）因緣至傾談，對其識見精審，口若懸河，欽佩不已，亦平生幸會之一。大會也安排了適當的參觀、旅遊活動，如︰參觀「董浩雲航運博物館」（上海交大校園，館長董建平，船王之女；香港特首董建華妹）；浙江‧舟山群島「綠眉毛」介紹及船模說明（舟山造船世家陳氏年青兄弟提供船模並說明）；浦江夜遊；跨海參觀舟山群島與嵊泗列島間之「洋山新港工程」（未來的「東方大港」）等等，都是切合大會主題︰弘揚鄭和精神，發展航海和海洋事業，深入歷史「現場」的會外活動。是休憩、也是學習；是交流、也是目標，除覺得花費太多一點外，實不敢再妄置一辭。全程參語的四位「老水兵」︰劉達材、鄭明、張序三、葉昌桐，最是神采奕奕、毅力驚人，真箇老當益壯、海國雄兵。他們不是老水兵，是忘年兵，是國家的「青年軍」！

因家事困頭，身心俱疲，不可為文者久矣！今次海上之行，除以文會友外，見昔日「十里洋場」，已見新中國今日風華，興奮之餘，特錄昔作一首，一示不忘本，二示對上海朋友們之謝意。也對風雲聚散，留點閑言，是否工拙，則完全不計了。

《1421》的大謊言

黃振翔教授（Dr. Sidney Wong）原著王慧玲譯

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的《1421：中國發現美洲之年》，這本書在英國及美國已經取得商業上的成功，並且正準備朝中國市場邁進。讀過此書後，筆者曾在「亞馬遜」網站（Amazon .com）上發表了兩篇書評。此次應陳政宏教授之邀，將較早發表的評論擴充為這篇較長的文章。一些關於《1421》的評論已對該書提出了質疑：Danford(2002&2003)，Hitt(2003)，李露曄(2003)，蘇明陽(2002&2003)，Wilford(2002&2003)，鄭培凱（2003）鄭一鈞(2003)和朱鑒秋(2003)等研究者。筆者希望能在這些人研究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一綜合性的評論。

如果有人留意到，在華人社會裡《1421》這本書所引起的的爭議，便會觀察到：沒讀過此書的人，普遍地會因尚且無證據證明此書錯誤之處而相信作者；反之，看過這本書的人則持相反立場。令筆者憂心的是：一旦一般大眾接受了書中錯誤的論點，那麼再要從迷思中釐清事實將會費很大的功夫。《1421》可能有煽動大眾情感的作用，但對於研究鄭和並沒有助益。

筆者用來檢視《1421》的標準是：非凡的主張需要非凡的證據來佐證。在這個標準之下，孟席斯是徹底失敗！

一旦前提錯誤，論述便會崩解

讓我們先由《1421》的核心主張談起。孟席斯（Menzies）藉1424的Pizzigano航海圖指出：歐洲西邊的群島Antilles是位於加勒比海（Caribbean），而其中的最大的島Antilla就是現在的波多黎各(Puerto Rico)。既然歐洲人在近七十年後才抵達那裡，孟席斯（Menzies）便斷言唯有中國人可能發現這些島嶼。畢竟，中國在十五世紀時，確實擁有當時最先進航海技術和航海能力。然而，假使以下三個情境其中之一屬實，那麼孟席斯的主張便無法成立：

(a) 圖的某部分顯示出Antilla是在1421年之後才被加上去的；

(b) 這些島嶼不是在加勒比海；

對孟席斯（Menzies）的書而言，最重要的是他必須舉出事實來支持他的核心論點。此刻，孟席斯（Menzies）應該採取的合理方法是評估這三個情境的可能性，以及說服讀者沒有任何一個情境是看似合理的，然而他並沒有這樣做。

反之，孟席斯（Menzies）並非指出Antilla 真正位置的第一人。在1950年代早期，聯合國教育科學文教組織便曾邀請一位葡萄牙繪製地圖的專家Armando Cortesão，來研究1424的航海圖。在研究了數年後，Cortesão以《1424的航海圖》（1954年發行）的出版來呈現他的成果。在他驗證地圖的真偽時，他唯一能檢驗出的是最後一位製圖者是Zuane Pizzigano。在Zuane Pizzigano的簽名底下是兩個塗改過的名字。他確信Antilla是真實存在的，並非如其他人所認為的--是虛構的，但他並不能精確找出這些島的位置。Cortesão發現到大多數島嶼的名稱都包含了葡萄牙語的字根。他認為Antilla是由兩個葡萄牙字所組成：「ante」或「anti」以及「ilha」，亦即早已不通用之葡萄文裡「島嶼」的意思。換言之， Antilla是位於被Cortesão認為是美洲大陸之島群前面的一個島嶼。

在1986年，有一位羅德島的醫生兼業餘古地圖專家Manuel Luciano da Silva，發現了Antilla大約是在北緯35至50度，離加勒比海北邊兩千公里的一個區域。da Silva確信十五世紀的航海者不可能誤將加勒比海作為這個北邊地區，因為他們已經知道如何測量出與北極星的夾角了。將群島的面積與方位較之於北大西洋地區，da Silva認定Antilla 和Satanazes便是今日加拿大東南部沿海的新斯科夏省（Nova Scotia）和紐芬蘭（Newfoundland）。

蘇明陽教授在《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第九期裡發表了關於情境（a）的辯證。該圖有三位製圖者的出現，似乎支持他所提出的看法---航海圖是在不同時間準備的。姑且不論(a)的可能性，假設da Silva提出的論辯是正確的，情境(b)便會使《1421》的核心主張瓦解。顯然地，孟席斯（Menzies）是個草率的研究者，遺漏了先前《1424年航海圖》的相關研究。然而，不勝任似乎不是主要理由，慣於欺騙或許才是。以下就讓筆者來解釋，孟席斯(Menzies)是如何的扭曲他所謂的證據。

研究者的誠實與正直

我們期望一位負責的研究者能列出引用資料的來源，雖然不能做到毫無偏見，但至少盡可能地去回顧前人的研究成果，並且避免下列的錯誤：偽造資料，藏匿不喜歡的論證，使用無法舉證的證據等。我們期望他（或她）的發現能經得起相同領域之專家學者的仔細檢證。面臨證據不充分之時，他或她將不會妄下斷語。以這樣的標準衡量下，孟席斯（Menzies）是失敗的。

假使孟席斯（Menzies）真如他所說的是個繪製地圖的專家，他應該不會遺漏了Cortesão和da Silva的著作。此外，假使他真如他所說的有航海經驗的話，他應該會注意到波多黎各的面積只有Antilla的十分之一而已，但是他說了謊。正如da Silva和蘇教授所指出的，孟席斯（Menzies）的確將Antilla的位置由原東北-西南方向成一直線搬移到成東西向的一直線，目的是使它看起來像是波多黎各。

在《1421》一書中，作者在某些關於鄭和船隊的討論上極少用到中文資料。他完全忽視了當代華人社會的相關研究。有不少關心鄭和下西洋議題的人主動地使用網際網路，參與討論團體及組織等。有非常多的文章已經發表。一本具有可信性的書籍應不能忽略這些重要資料來源才是。孟席斯（Menzies）非但並未閱讀中文資料，而且缺乏中國歷史或地理方面基本的知識。因此，他經常曲解古文資料，並且創造性使用譯文以符合其論點。

舉例而言，孟席斯（Menzies）引述了福建永樂「天妃靈應之記碑」和瀏家港天妃宮「通番事蹟碑」兩則碑文。兩則碑文上都提到了鄭和船隊曾去過國家的數目。他引用了第一則碑文以證明鄭和船隊曾到過三千多個國家。當他為了另一種觀點而引用第二則碑文時，他刻意地省略了恰好論及三十個國家的部份。因為在第一則碑文的內容，「十」與「千」是相當模糊的--兩個中國字之間只差了一個筆劃而已，原本的翻譯便將這兩個字看錯了。孟席斯（Menzies）僅只是刻意地忽略了第二則碑文，而其他歷史的紀錄一概指稱鄭和船隊到過三十多個國家。

另一個例子是孟席斯（Menzies）捏造航海日誌銷毀的故事。孟席斯（Menzies）加了兩個註解以支撐其論點：一個註解是出於1954年出版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中國的科學與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四冊第525頁，而第二個則是1949年出版，戴溫達（Duyvendak）之著作《中國之發現非洲》（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第27頁。讀者應當由這些註解出處來檢查作者引用得當與否。不論李約瑟（Needham）和戴溫達（Duyvendak）在書裡究竟說了甚麼，讓我們檢視一下孟席斯（Menzies）未參考到的中國方面之記錄。

《殊域周咨錄》（著於1574年）提到在1460年代晚期，劉大夏拒絕將有關鄭和下西洋的官方檔案交給當時的兵部尚書。劉為他的行為辯稱說：「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無哉！」

《殊域周咨錄》著於最後一次下西洋的一百四十年後。由清朝史官著作的《明史》，書中的記載略有不同：劉大夏將檔案藏匿起來，以免被用於安南的軍事行動。兩筆記錄都顯示出這些檔案在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的三十年後仍被保存著。很多種可能性使得這些檔案到最後消失。這些檔案或許處理不當，在之後的一百八十年裡消失於檔案庫裡。或許這些檔案毀於李自成劫掠北京的那場大火。劉大夏可能從未將那些檔案歸還，或者他真的將檔案銷毀了。然而，孟席斯（Menzies）在書中堅稱的論點只是其中一種不太合理的可能性。假使劉大夏果真毀了這些檔案，那麼那些一直不屈不撓地反對下西洋的大臣必定會尊奉劉大夏為民族英雄的。更重要的是，沒有任何紀錄顯示那些檔案裡包括了航海日誌。因而，這樣的一種宣稱可說純然是臆測。

孟席斯（Menzies）習慣混合不同的引文來述說他的故事。他從《殊域周咨錄》裡挑出上述的部分引文並且穿插了其他的引文。他常用這種方法來證明他那些不能用其他方式支持的論點，這種錯誤引述的習慣也讓其他《1421》的評論者很傷腦筋。當引用資料不符合他的目的，孟席斯（Menzies）便擅改內容，再與其他引用資料混合，抑或是穿插不同的地理名詞。

當孟席斯（Menzies）編造航海日誌已經被毀的故事時，他也指出因為實行海禁的關係，其他相關記錄都已被刪除。因此，他才被迫在中國以外的國家，用不合常理的方法來蒐集證據。這絕對是個錯誤的邏輯，正如我們所知的，在鄭和下西洋後不久，便有書籍、小說、航海碑記、地圖和其他資料陸續被出版或記載。史官的紀錄涵蓋了有關鄭和下西洋的細節；在廟宇、墳墓紀念下西洋的碑文並未被刪除。令人驚訝的是，孟席斯（Menzies）告訴記者全然不同的事情。當有記者（假設他們不懂中文）質疑他的證據時，孟席斯（Menzies）宣稱有有六千本以中文寫成的著作大多已能證明他的論點。

孟席斯（Menzies）使讀者相信有大量考古學及人類學方面的證據可支持其論點。他表示《1421》這本書是給一般大眾閱讀的，所以認真的讀者應該參考他網站上的資料（http://1421.tv）。從非專業的眼光，這個網站似乎提供大量的資訊。然而，質比量更重要。在這個網站上是有超過一百個標題，然而，其內容是貧乏而又不精確的。既然考古學的工具和人類學上的發現是需要被詮釋的，所以研究社群便以同儕審查方式去檢驗是否有偏見與偽造。基本的研究方法是需要記錄挖掘位置、參與人員、挖掘方法，而且為避免發生掉包的情況，挖掘與鑑證過程必須在有關人士的監督下進行。在人類學方面的挖掘成果上，對於年代的確定是必須特別小心的。孟席斯（Menzies）並未遵守相關規定。他不曾參與過考古學或人類學方面的挖掘，僅僅是靠傳聞和道聽途說來臆測。沒有任何一樣證據被發表在由研究同儕審查的期刊上。孟席斯（Menzies）並未證明哪位專家學者協助其研究。他也拒絕公開提供所謂其資料來源的考古遺址與船難殘骸之位置。假使孟席斯（Menzies）對他所信仰的真理會狂熱，他應會公開所有資料來源。一旦他開始藏匿資料並且要求讀者要信任他，我們應當懷疑他的真正動機。

這本書裡眾多的錯誤

其他書評家與研究者已指出《1421》有很多錯誤之處，在此，筆者擇其要並加上個人觀察，以下表說明之。

表一：《1421》中有問題的論點

《1421》的疑點	筆者的評論
鄭和是永樂皇帝的親信，且參與推翻建文皇帝的密謀政變。	永樂皇帝的確對於鄭和有很高的評價，但是鄭和是否為其親信是值得商榷的。
1421年的鄭和下西洋是發生於1421年3月到1423年10月期間。	記錄顯示鄭和船隊在1421年3月啟航，而返航是在1422年9月。
1421年鄭和船隊是從北京出發的，而且由永樂帝主持啟航典禮。	孟席斯（Menzies）的地理知識是不足的。任何一個對中國地理有點認識的人都知道北京並沒有港口，最近的海港是在北京東邊150公里的塘沽（現屬於天津）。塘沽西邊40公里的天津衛，外圍的城牆築於1405年，目的是防衛大運河的運輸終點站。這些港口主要是供運糧到京城之用。京城一帶並沒有足夠的糧食、擁有航海技術者、軍事防禦措施等來支持此次的鄭和下西洋。研究鄭和的專家都知道所有的鄭和船隊均由江蘇太倉瀏家港出發。
洪保（Hung Bao）在1421年3月啟航。九月抵達維德角群島後（Cape Verde Islands），他帶領另一支鄭和船隊沿南美洲東岸往福克蘭群島（FalklandIslands）前行，然後再前往澳洲西岸航行。	朱鑒秋（2003）根據1421年10月31日通知洪保護送外國使節返國的一道敕書斷定：洪保一直到十一月為止都沒離開中國，他並未參加三月出發的鄭和船隊。
周聞（Zhou Wen）於1421年10月抵達加勒比海，接著沿著北美洲東岸航行到格陵蘭、冰島，而後在1421年到1423年間穿越北冰洋、白令海峽到達日本。	朱鑒秋（2003）發現在周聞的墓誌銘上記載著：他雖參與了主要船隊的航行卻於半途歸來。鄭一鈞和朱鑒秋都認為周聞軍階不足以領導鄭和船隊，況且北冰洋豈是木造船可以順利航行的？
第一次鄭和下西洋去過三千多個國家。	蘇教授指出，假使作者所言屬實，那麼鄭和船隊必須每天拜訪一個不同的國家。
孟席斯（Menzies）估計總航行哩數超過十萬里，相當於四萬英里（六萬四千公里）或是幾乎可以繞行地球兩圈。	孟席斯（Menzies）的說法是自相矛盾的，因為蘇教授發現在1421的地圖上顯示出航行總哩數為十二萬公里。明代一里約為0.476公里。在中國原文裡的「十萬餘里」，指的是介於十萬里~十一萬里的範圍。若換算為公里制，應為47600~52300公里的範圍內。孟席斯（Menzies）對於地球圓周的認知顯然有誤，並且對於中國的「里」也毫無概念。
孟席斯（Menzies）聲稱，在他之前其他六千本以上的中文著作已經提過這些極為特殊的地理發現了。	沒有中文紀錄顯示鄭和船隊航經北冰洋或是到達加勒比海。另一方面，他又宣稱劉大夏毀掉了所有的航海日誌。
孟席斯（Menzies）聲稱有兩位中國教授的發現可以證實他的論點。	那兩位教授是誰？他們的發現是否曾被出版？
孟席斯（Menzies）不只一次宣稱，他曾召集過一支研究團隊研究他的證據。	這支研究團隊的成員有哪些人？他們的專長在那個領域？此研究團隊又駐紮於哪裡？
寶船上有很好的伙食和妓院。	在中國史料裡沒有任何有關記載。
中國人在鄭和下西洋時，學會了測量經度的方法。	沒有精確的計時儀器，是不可能定位船的所在經度的。直到經度的概念由歐洲傳入前，所有中國地圖都沒有標明經度。
中國船隻的遺骸在佛羅裏達（Florida）到羅德島(Rhode Island)的沿岸以及沙加緬度(Sacramento)、堪薩斯市（Kansas City）的密蘇裏(Missouri)等地被發掘。	上述地點沒有一處可以明確指出位置，且並無有聲譽的考古學期刊報導過這些發現。
中國遠洋帆船曾航行於鄰近今堪薩斯市的海域。	即使是今日，遠洋船也只能航行至巴頓魯治（Baton Rouge）。在其上游美國陸軍工程部門仍保有一條三米深的航道供駁船以及拖船行駛。1926年的一場演說指出，堪薩市以下的密蘇裏河，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河川深度有兩公尺。
中國式的天文臺在羅德島的Newport（新港）Tower和麻薩諸塞州的Dighton Rock（州立公園）。	有種種假設提出，認為上述建築是出於維京人、美洲原住民、愛爾蘭或其他文明之手。
屬於中國中古時期的甲冑在船難位置（沙加緬度河）被挖掘出來。	甲冑被發現於二十多年前，且在外借給當地中學後遺失了，無人可以確定它的由來。
很多的證據證明在今日的南美洲仍有昔日鄭和船隊水手的後裔。	南美洲的原住民並不使用筷子。
在墨西哥的Teotihuacán挖掘到前哥倫布時期中國人的遺骸。	孟席斯（Menzies）並未察覺到遺骸的出土時間是1911年，當時是由William Niven發現的。而連孟席斯也不知道遺骸今日所在的位置。Niven從未說過遺骸是中國人；他標示其頭蓋骨是屬於蒙古人種，係當時使用的三種分類方式的其中一種。換句話說，此頭蓋骨至少適用於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
在Ancash這地區，有超過一百個秘魯人的村落至今仍使用中文。	此事並無任何獨立的鑑定被報導過。
玉在當時的墨西哥並不普及。	在墨西哥，「玉」已被奧爾梅克人（Olmecs），馬雅（Maya）人及阿茲特克人(Aztecs)廣泛使用在儀式上。
在Cape Verde石碑（Pedra do Letreiro）上的文字，是在喀拉拉邦（Kerala）使用的Malayalam。	Malayalam是印度的官方語，它是一種至今在喀拉拉邦(Kerala)仍舊使用的語言。這個所謂的「發現」，對於證明中國人曾經到過這個島來說毫無用處。
在1507年的Waldseemuller1地圖上已經繪出了舊金山灣和洛杉磯。	似乎除了孟席斯（Menzies）外，沒有其他人可以在圖上看出這兩個地方。
借助於中國人的航海圖和地圖，歐洲的探險家發現了美洲大陸和世界上其他的地方。	沒有人發現這些航海圖和地圖，所以這樣的敘述純粹出於臆測。孟席斯（Menzies）對於中國古地圖的認知貧乏到他不能提出任何有意義的論述。
孟席斯（Menzies）宣稱因為使用電腦程式（Starry Night），他能夠得知1421年日期與星宿相對應的真實方位。	該程式是否被仔細檢查過？是誰設計出此程式的？這個程式模擬的誤差為何？

其他供讀者參考的資訊

與出版者所宣稱相反的是，許多西方的書評家和專家們質疑《1421》。以下是他們的評論：

․Felipe Fernandez-Armesto，牛津大學教授也是《Millennium：A History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這本書的作者。他指出，孟席斯（Menzies）不瞭解在當時地圖的繪製是想像成分居多。Felipe對於孟席斯（Menzies）有極度的鄙視：「這真是浪費我的時間！真正有趣的是這書的叫好，就如世人對貓王的狂熱。」（Hitt 2003）

․Donald Blakeslee，堪薩斯州(Kansas)維契塔（Wichita）州立大學的考古學家，在提到一艘船尾有裝飾的船向上航行到密西西比河且進入密蘇裏時，說道：「一艘遠洋船隻是不可能靠近這個區域的。」（Paulson,2003）

․Dennis Reinhartz，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阿靈頓（Arlington）分校製圖史教授，並且曾是Society of the History of Discoveries的領導人，說道：「這種人的風格便是如此！人們總是指著地圖說，這個代表這或那…但這仍然是指鹿為馬！」

․Patricia Seed，萊斯（Rice）大學歷史系教授，專攻航海史與十五世紀的製圖學，也是《American Pentimento:The Invention of Indians and Pursuit of Riches》的作者，毫不考慮孟席斯所說的近500呎長的船可以穿越莫三比克海峽一事。由於Aghulas洋流的緣故，她喻為「氣象學上之不可能」，並且補充說明：「他對於地圖與製圖的解讀完全是錯誤的。」Seed也注意到，孟席斯宣稱用現代的航海知識來追蹤六百年前的航行是荒謬的。(Danford 2003)

․Manuel Luciano da Silva，業餘古地圖兼1424年航海圖的專家，寫道：「我注意到並且證實了加文‧孟席斯改變地圖以符合他所說的的『中國人是第一個發現美洲』論點。這真是不對的！我極表不認同！一位誠實的調查者不該任意改變原始檔或地圖。這簡直是犯罪！」（da Silva，2003）

․李露曄（Louise Levathes），《當中國稱霸海上》的作者，說道：「孟席斯在他的書中，混淆時間，並且將有資料可證明的研究與不好的、未完成的研究相參雜，這點對於這個領域的學問發展是有害的。(李露曄Levathes，2003)。

․李露曄指出：「他（孟席斯），不幸地，並未發現任何新事物，他做的事是呈現一團混亂，讓你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也不知道時間的順序。」她並且補充說：「他的推銷機器就只是”極為特殊”而已。」(Danford，2003)

․Carol Urness，，James Ford Bell圖書館（在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收藏有Pizzigano航海圖）的退休圖書館長，說道：「這本書是會引發人思考的、刺激的、有趣的，甚至於可說是很吸引人的。至於它在史學上正確與否，那是另一個議題了。中國人航行繞了一大圈，並且製作了所有的地圖---這樣說是很好，然而我們並沒有現存紀錄可以證明這點。」 (Danford 2003)

․Evan Hadingham， WGBH電視台Nova節目的資深科學編輯，駁回將孟席斯的書改拍成紀錄片的提議。Hadingham評論說：「在書中所提供的訊息實在有限，亦引起對孟席斯的方法是否達到新聞專業水準與史學上要求精確的關注，因此我們最後決議不進行拍攝。」（(Danford 2003)）

․John R .Hebert博士，國會圖書館的地圖部門主管，指出：「提出證據的責任仍然是落在孟席斯的肩上。」(Wilford，2002)

․Gillian Hutchinson博士，英國國立海事博物館製圖史的資深研究員，說道：「在地理大發現前，中國人的地理知識是有可能傳到歐洲的。然而，孟席斯先生對這一點完全堅持，這使得他很難將證據與他異想天開的想法區隔。」（Wilford 2002）

․「然而，在他想證明1421年中國航行的熱誠驅使下，卻摧毀了他的理論試圖證明橫越太平洋航行之可行性的機會。」（Colavito 2003）

․「概括所有的發現，大部分並未確定日期與出處，卻用來爭辯說這次探險的完成是輕而易舉的，是難以置信的引申。」（Wilford，2003）

․「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發表的背後有一項詭計：孟席斯並非以一位受推崇的學者身份受邀演講，反倒是他以1200英鎊租下演講廳並且請來聽眾。」Danford (2003)

․「根據這本書的封套上所言，作者…在1968~1970指揮皇家海軍潛艇HMS Rorqual。在第227頁有個令人好奇的疏忽：『當我指揮HMS Rorqual號時，我指揮著它越過中國南海和菲律賓群島到達蘇比克灣。』他並未告知我們在1969年6月13日，HMS Rorqual號撞到當時停泊在蘇比克灣的美軍US Endurance號。」（發表在亞瑪遜網站上，由一位匿名的柏克萊讀者所提供）

總而言之，《1421》是一本小說。然而，它並非一本無害的小說，因為孟席斯聲稱這是一本歷經十四年審慎研究的產物。非常多的評論者指出：其研究是草率的，而所謂證據是基於謠言以及道聽途說的。在它的中文版發行之前及之後，有責任感的鄭和研究者有義務要澄清在《1421》裡提供的錯誤訊息。我們也需要向翻譯的出版商提出我們的關切。（作者為美國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設計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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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web site contains the publisher’s promotional materials and over 100 reviews by readers, including two submitted by this author.

Colavito, Jason. 2003. “The China Syndrome” http://jcolavito.tripod.com/lostcivilizations/id28.html
Colavito found that Menzies did not offer much proof. Readers should read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civilizations in Central America. Colavito showed that Menzies made false claims on development of the Aztec civilization, a subject Menzies had complete ignorance of.

Cortesão, Armando. 1954. The Nautical Chart of 1424 and the Early Discovery and Carto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América, Coimbr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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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ford criticized the lowering standard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promoting 1421.

Danford, Natalie. 2003. “The Chinese discovered America -- Or did They?” in Salon.com on January 7 http://www.salon.com/books/feature/2003/01/07/menzies/
Danford considered the book a scam. She had this as subtitle: “ A dubious new book offers an object lesson in amateurish research, slapdash editing and publishing g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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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lengthy review including a critical report of an interview with Menzies. Hitt found the book dubious and debunked several claims made by Menzie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article is in Issue No. 10 of this Letter.

Josephy, Jr. Alvin M. 1955. “Was America Discovered Before Columbus?” American Heritage,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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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old article discussed the work of Armando Cortesão on the 1424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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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ook reviewed is written by the author of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 Levathes had spent several years in studying Chinese sources on the expeditions and considered as a western expert in this area. She was very critical of 1421.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Levathes’s review could be found in Issue No. 12. of this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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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writer Paulson express huge reservation on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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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ford, a senior science writer for The Times, has written books on the history of mapmaking and the enduring mysteries of Columbus. In this review on 1421, he included comments of other experts on 1421.

Wilford, John Noble. 2003. “A New Theory Puts Chinese Fleet Ahead of Columbu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 http://www.puertorico-herald.org/issues/2003/vol7n10/Pacific-en.shtml
This review by Wilford is much more critical and he raised a number of questions.

Wilson, David. 2002 “Rewriting Histor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December 1
Wilson provided a neutral introduction to 1421.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article is in Issue No. 10 of this Letter.

中文

蘇明陽 (Su Mingyang). 2002. 評論《1421 年— 中國發現世界》(上篇) (A review of 1421: Part 1) 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 第九期 2002 年12 月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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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明陽 (Su Mingyang) 2003. 評論《1421 年— 中國發現世界》(下篇) (A review of 1421: Part 1I) 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 第十期 2003 年2 月25日.
http://www.nm.ncku.edu.tw/personal/cjh/cheng-ho/newsletter/no10.html
Su provided a lengthy but meticulous critic of 1421. It found numerous problems of the books.

鄭培凱 (Zheng Peikai) 2003.下大西洋，還是大話西遊？─ 有關鄭和發現美洲的誤寫與正讀. 香港《明報》2月16日. (Reprinted in No. 13 of this Letter.)
Cheng provided a skeptical review of 1421.

鄭一鈞(Zheng Yijun) 2003. 何以使人信服 (How Incredible?) 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 第十期 2003 年2 月25日. http://www.nm.ncku.edu.tw/personal/cjh/cheng-ho/newsletter/no10.html
Based on his research experience of Zheng He, Zheng provided evidence to indicate that 1421 was fabr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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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鑒秋 (Zhu Jianqiu) 2003. 虛構的環球航行--評孟席斯《1421》的寶船隊航線 (Fictitious Global Voyage - Comment on the Navigation Routes in Menzies 1421) http://www.sz.chinanews.com.cn/zgzh/2003-08-13/71/266.html.
Zhu provided a meticulous criticism on 1421. In particular, he conducted a study on the whereabouts of Zhou Wen and Hung Bao to contradict Menzies’s allegation.

中文網站

鄭和研究站, 國立成功大學. Cheng-Ho (Zheng-He) Study Sit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ttp://www.nm.ncku.edu.tw/personal/cjh/cheng-ho

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 transcript of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among Scholars i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Commemorate the 600 Year Anniversary of Zheng He’s Expedition”
http://www.moc.gov.cn/zhenghe600/haiwai/t20040105_7901.htm
http://www.moc.gov.cn/zhenghe600/haiwai/t20040105_7902.htm
http://www.moc.gov.cn/zhenghe600/haiwai/t20040105_7903.htm

從Pandanan號沉船遺留陶瓷探索明初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

盧泰康

水下考古可以發現許多陸地考古所未能見到之文物，乃海上交通的史料寶庫，菲律賓海域考古所知與中國有關的海上交通，可上溯至唐末（第九世紀），其後宋元期間（十一至十四世紀）訊息漸多。但是到了明代早期，文物遺留較難一覓。1995年菲律賓海域所發現的一條十五世紀中期沉船，可能是目前僅見的一艘，頗具歷史指標性，茲稍論之。

Pandanan號沉船的發現

西元1993年6月，位於菲律賓巴拉望省（Palawan）南端的潘達南島（Pandanan Is.），西北部海域珍珠養殖場附近，採珠潛水人在距離海岸250公尺，水深42公尺的海床上，意外發現了一些古代陶瓷遺留。菲律賓國立博物館獲得消息後，隨即於同年11月進行調查，確定這是一艘古代沉船的遺跡。1995年2月中旬，博物館當局展開科學水下考古工作，歷時三個半月，共發現文物4,722件。（附註）這些在海底沉睡了數百年的古代遺物中，陶瓷占絕大部份，分別來自越南、中國、泰國等地產品；此外，其它文物有銅鑼、銅鏡、銅錢、銅秤、小型銅砲、印度式銅油燈、鐵劍、鐵鍋、玻璃珠，以及壓艙石等。

沉船年代與出土陶瓷

潘達南沉船所發現之各類文物中，含中國銅錢「永樂通寶」（1403-1424）一件，但年代意義並不明確。有關沉船的確切年代，要檢視船上所載運之各類陶瓷，方能做具體判定。

潘達南沉船所載運的最大宗貨品，為越南地區所製陶瓷，占總遺物的百分之72.4，為十五至十六世紀之物。這些陶瓷大多數來自越南中部平定（Binh Dinh）地區，其中灰棕色釉碗，多達3228件，另有74件各式醬釉硬陶大罐。此外，有少部份陶瓷是來自越南的北部，其中以安南青花最具代表性，數量近百件。沉船中也發現了一些泰國陶瓷，年代約為十五世紀，種類包含青瓷、釉下褐彩器、醬釉罐等。

沉船中的中國陶瓷，分屬兩個時代。一類為元代中期之物，屬景德鎮窯產品，數量極少，僅有四件，分別為青白瓷葫蘆形執壺一件、褐斑點彩青白瓷葫蘆形執壺一件、青花小罐一件，青花大碗一件。青花大碗內繪麒麟鳳凰紋，品質頗佳，而且相當罕見，至為珍貴。

另一類為明代前期瓷器，數量較多，有百餘件，含青瓷、青花瓷。青瓷器多為小盤，為十五世紀風格。青花瓷多為碗盤，年代相當明確，是明英宗正統（1436-49）、代宗景泰（1450-1456）、英宗天順（1457-1464）三朝的景德鎮窯產品，為這艘沉船提供了可靠的沉沒年代，十五世紀中期。

船隻結構與航路

潘達南沉船的船身結構，經過數百年的海水侵蝕，僅剩原來的四分之一左右，船體遺構包含龍骨以及防水隔艙。經復原後判斷，其原來長度約25至30公尺，寬約6至8公尺。由於船骸中未發現任何鐵釘接合的痕跡，其船體各部皆以木釘榫合，顯示出該船之建造方法，應出自東南亞造船業的傳統。考古學家透過遺物所揭示的各種訊息，大體勾勒岀這艘古帆船，在東南亞海域航行的可能路線。由於船上大宗貨物來自越南中部，所以這艘船可能就在該地附近港口裝貨啟航，而數量較少的越北陶瓷與中國陶瓷，可能也在上述地區裝運上船。由於潘達南沉船出土泰國陶瓷，顯示了船隻可能向南駛往暹羅。接著，在該船到達滿剌加（Malacca）之後，即沿婆羅洲西部海域北上，預定駛往岷多洛島（Mindoro Is.）或蘇祿群島（Sulu archipelago），但最後卻在巴拉望島南端失事沉沒。

明初中國與東南亞的陶瓷貿易

潘達南沉船內的各類陶瓷，多方面體現了十五世紀前半，東南亞海上陶瓷貿易的變化。潘達南沉船所見中國貿易瓷，僅有元代以及明正統至天順朝之物，卻不見明初永樂、宣德時期的外銷瓷，側面顯示了明初嚴厲「海禁」政策制約下，中國民間海上貿易的禁絕。

中國對外的海上陶瓷貿易，在宋元時代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盛況，但是到了明初，這種民間海外貿易受到了官方的限制。明成祖永樂帝對民間對外貿易的態度，延續明太祖政策：「緣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明太宗實錄》，卷十上）當時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為官方性質，即「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王圻，《續文獻通考》，卷26）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民間外銷瓷驟減，使得存留於東南亞的一些元代陶瓷，至明初仍被視為重要物資，而在東南亞輾轉銷售，運抵菲律賓群島。十五世紀中期以後，明政府對民間的管制日趨鬆懈，景德鎮民窯生產與私人海上貿易活動才遂逐漸復甦。高品質的中國外銷瓷才再度出現於海外，而菲律賓潘達南沉船出土的十五世紀中期民窯青花瓷，正反映了出一歷史現象。

此外，潘達南沉船陶瓷遺物，也顯示出明初東南亞各地陶瓷工業的蓬勃發展。越南中部占婆（Champa）的Go Sanh 窯、北方大越（Dai Viet）黎朝的Chu Dau窯，以及泰國多處窯區所燒造的各類陶瓷，均在中國外銷瓷短暫出缺的情況下，大幅成長，快速成為了東南亞多邊陶瓷貿易的重要環節。（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附註：以上各相關資料除筆者於菲律賓國立博物館實地見聞，另參照：Allison I. Diem, “The Pandanan Wreck 1414: Centuries of Regional Interchange,” Oriental Art, vol. XLIII: No.2 (1997), pp. 45-48; 青柳洋治，〈陶片が語る環南シナ海文化交流〜チャンパ王國出土考古資料から〉，《最新海外考古學情事II 編》（ジャパン通信情報センタ-，1997），頁140-148；Christophe Loviny, The Pearl Road- Tales of Treasure ships (Mandaluyong City, Philippines: Asiatype, Inc. and Christophe Loviny, 1998); Allison I. Diem “The Significance of Pandanan Shipwreck Ceramics as Evidence of Fifteenth Century Trading Relations within Southeast Asia” Bulleti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ang, No.12 (1998-2001), pp.28-36;卜迪桑、奧里蘭尼達，〈菲律賓沉船發現的明代青花瓷〉，《江西元明青花瓷》（江西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博物館，2002），頁211-213；Eusebio Z. Dizon, “Underwater and Maritime Archaeology in Philippines,” Philippine Quarterl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Vol.31 (2003), pp.9-11.

忽魯模斯─鄭和遠航的最遠的基地

陳信雄‧章樂綺

對中國而言，忽魯謨斯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地方，在鄭和所造訪的地點之中，卻是一處重要的角色。筆者以為，在鄭和航海所至的許多地點之中，忽魯謨斯是少數幾處重要地點之一，其他同等重要的地點有滿剌加、古里等處。此三個地點都是拓展前進的根據地。其中，忽魯謨斯是最遠的根據地，越過這個地點，鄭和船隊只有少數幾次，去過少數幾個地點。理解鄭和到訪忽魯謨斯的活動，探討其意義，當能幫助理解鄭和遠航活動的一些重要問題。

茲分四個方面，簡談略論：

一、忽魯謨斯在那裡

忽魯謨斯，或作「忽魯模思」（金華先生文集），「忽里模子」(《元史》)，「火魯沒思」(泉州出土元代碑文)，「闊里抹思」(《大德南海志》)，「虎六母思」(《異域志》)，皆譯自Hormoz, Hormuz, Ormuz。

忽魯謨斯有新舊二城。舊城在伊朗大陸Anamia河上游，今名Minab，距海半日航程，八世紀已盛。《馬可波羅遊記》述其地，「產海棗及其他果物不少」。1302年左右，因為蒙古人所建伊兒汗國(1220-1335)的威脅，忽魯謨斯城主率其子民避居波斯灣的哲朗島(Djeroun, Jiran, Jerun)，並改島名為忽魯謨斯(Hormoz)。從此兩百年，忽魯謨斯是波斯灣的商貿中心。

忽魯謨斯島座落在伊朗南部，波斯灣的出口處，與阿拉伯半島的阿曼犄角相對，雄据波斯灣和印度洋的交會點，具有軍事據點和商業樞紐的意義。島的長度8公里，寬5.6公里，面積42.5平方公里，距大陸（波斯本土海岸）約二十公里，航程約四十分鐘。當其盛時，島上有居民四萬人，如今島民不過四千人，而飲水、食物均仰給於大陸。寥寥的居民，出沒於零星的古跡之間。

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兩百年間，忽魯謨斯貿易甚繁，勢大威重足以掌控波斯灣。1507年葡人據其地，以為貿易基地。1622年波斯、英國聯軍逐退忽魯謨斯的葡人，從此，波斯灣的重鎮，從忽魯謨斯移到島嶼對岸，相距二十公里的大陸沿岸的Gamerun港，易其名為 Abbas港，忽魯謨斯盛況不再。

《武備志》〈航海圖〉有兩處「忽魯謨斯」，一為「忽魯謨斯島」，一為「假忽魯謨斯島」。後者，「假忽魯謨斯島」，視其座落與關係位置，其地應當就是忽魯謨斯島；就對音來說，此「假」字，可能來自波斯人所稱的島，波斯人稱島為Jazireh，其音為「『假』吉瑞」。合「假」與「忽魯謨斯」而有「假忽魯謨斯島」之名。其前者，「忽魯謨斯島」，考其座落位置，並非「忽魯謨斯」，應為附近另一島，名為格什姆(Qeshm)，距Abbas港22公里，面積1445平方公里，為中東第一大島。

二、鄭和的忽魯謨斯之行

鄭和七次航行的前三次，不曾到達忽魯謨斯。從第四次遠航開始，鄭和到過忽魯謨斯三次。

Ⅰ‧鄭和的第四次航行，永樂11年(1413)冬季出發。

《明太宗實錄》，永樂十一年遣鄭和等賚敕往賜忽魯謨斯諸國。十一年忽魯謨斯己即丁等貢馬及方物。十三年忽魯謨斯諸番國使辭歸。十四年忽魯謨斯諸國使臣辭還，遣鄭和等偕往。

〈太倉碑〉、〈長樂碑〉載「永樂十一年統領舟師往忽魯謨斯等國。」

Ⅱ‧第五次下西洋，時在永樂15-17年間(1417-1419)。

明代各朝《實錄》未載相關訊息。

《明太宗實錄》，十八年命行在兵部：「凡使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回歸旗官，二次至四次者俱升一級，升朱真、唐敬等人。」此項記錄云「二次、四次到達忽魯謨斯等國」，而此時鄭和船隊到達忽魯謨斯不過一或二次，知所稱到訪之地未必專指忽魯謨斯，未能依此條記錄謂鄭和第五次航行到過忽魯謨斯。

〈太倉碑〉與〈長樂碑〉，皆記「忽魯謨斯進獅子」，但未言到達忽魯謨斯。鄭和可能以忽魯謨斯為目的地，但是否到達，並不清楚。此為當事人鄭和所立之碑，價值甚高，但不能遽信。

〈泉州行香碑〉載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 永樂十五年五月。」此項記錄，時間符合，但有三項疑點。所載「蒲和日」應為蒲「日和」，名字二字倒置；蒲日和之父夀峸，其族在元代極盛，到了永樂間已經衰落，參與下西洋之事沒有證據，也未見可能性；再依《蒲氏家譜》，永樂十五年，蒲日和已經一百四十歲，如此高齡而能航行海外，至為可疑。此碑記事之可信度甚低。

此第五次航行是否抵達忽魯謨斯，未見明確史料，應當存疑。

Ⅲ‧第六次，永樂 19年(1421)春出洋，到永樂20年(1422)8月返。

《實錄》有二條史料，《明太宗實錄》，「永樂十九年正月壬寅(十九日)忽魯謨斯等十六國遣使貢馬」。「癸巳(三十日)……忽魯謨斯等十六國使臣還國，遣鄭和賜諸國，就與使臣偕行。」

〈太倉碑〉與〈長樂碑〉皆載鄭和第六次出洋，「永樂十九年統率舟師，遣忽魯謨斯等各國使臣，久待京師者，悉還本國。」此次忽魯謨斯之行可信。

Ⅳ‧第七次，宣德五年(1430)啟航。

《明宣宗實錄》，宣德五年六月戊寅，遣鄭和等賚詔註諭諸番國，「凡所歷忽魯謨斯等二十國」。

另，祝允明《前聞記》〈下西洋〉，載「宣德五年潤十二月龍灣開舡，六年二月到長樂港，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忽魯謨斯。」

第七次下西洋抵達忽魯謨斯之事可信。

有關資料看來，鄭和船隊到過忽魯謨斯三次（第四、六、七次）。

馬歡隨鄭和船隊出使三次，鄭和遠航的第四、六、七次，可能都到過忽魯謨斯，其《瀛涯勝覽》記載：

自古里國開船投西北，好風行二十五日可到其國邊海倚山，各處番船並旱番客商都到此地趕集買賣，所以國民皆富。」「其市肆諸般舖面百物皆有。」，「二、三口之家多不舉火做飯，止買熟食而吃」，「有一大山……一面如海邊出之鹽……一面出紅土…各處自有客商來販賣……」。所記錄一如十四世紀伊本拔圖塔所描述（詳後），同時符合現狀，今忽魯謨斯仍出售鹽與紅土礦（氧化鐵）。

三、歷代中外旅行者到達忽魯模斯之情形

中國著錄述及忽魯謨斯者而為學者論述者，其最早者為宋代，只有一條。宋代著作《諸番志》〈大食〉條所載「甘眉」一地，學者認定紛岐，蘇繼廎以其地為忽魯謨斯。（《島夷誌略校釋》）但論證含混，筆者以為不足以論。

元代著作述及忽魯謨斯漸多。元代中國之交通忽魯謨斯，主要是元廷和伊兒汗國的外交往返，這種交流乃是其他交流的基礎。此外，一般論述所論元人之履及忽魯謨斯者有二，元代外國旅行家著述之及於忽魯謨斯者二。

蒙元時期，在伊朗建國的伊兒汗國與元廷使節多次經由海道往來。伊兒汗國是蒙古旭烈兀西征後，在今伊朗建立。在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多次遣使交通，其中遺留明確記錄者三：

其一，至元20年(1283)元臣孛羅奉使波斯伊兒汗國，從海路抵忽魯謨斯(Hormoz)。(〈拂林忠獻王神道碑〉)

其二，大德2年(1298)波斯遣法克爾對丁，經海路至中國，受賜貴族之女，大德9年(1305)復取海道回波斯。(桑原騭藏《唐宋元時代中西通商史》) 大德3年(1299)元廷遣使「火魯沒思」(Hormoz)(泉州〈元代奉使波斯碑〉)，所指可能為同一事。

其三，大德8年(1304)伊兒汗國合贊汗遣使至中國，向元成宗進貢珍寶異物，元廷厚禮回賜，並遣官一人護送使臣回國。(《元史》〈成宗本紀〉)此項遣使與其返國可能透過海運千戶楊樞而執行。楊樞「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所遣使臣那懷等如京師，遂載之以來。那懷等朝貢事畢，仍請以君護送西還…」(《金華先生文集》)此事發生於大德八年(1304)，應指同一事。而楊樞曾至「忽魯模思」，則伊兒汗國使者可能經由忽魯模思島往返中國。

元代中國商旅之履及忽魯謨斯，為學界所論者有二：楊樞與汪大淵。

元代海運千戶楊樞，兼有貿易與出使身份，其使者身份已述於前。大德5年(1301)以致用院官本船發京師，至西洋，遇伊兒汗國使臣，載之以還。大德8年(1307)，發京師，十一年登陸於「忽魯模思」，「是役也，君來往長風巨浪中五星霜。」(《金華先生文集》)

汪大淵在至順元年到元統2年(1330-1334),至元3年到至正9年(1337-1349)間，兩度泛遊海外，所撰《島夷志略》載「甘埋里」一地，各家解說不同。沈曾植與藤田以其地為忽魯模斯。解釋甘埋里為忽魯謨斯的說法，有二項假設，首先，「甘埋里」後二字錯置，為「甘里埋」；其次，「甘里埋」讀如Charmusa，而頭一個音Cha可做Ka，作Karmusa，近乎Harmuz。（蘇繼傾《島夷志略校釋》）此種推理只是假說，有待於其他切實之證據。從另一方面來說，早在元世祖至20年(1283)，元廷使者便經由忽魯謨斯出使伊兒汗國，早在大德2年(1298),大德8年(1304)，中國文獻便有「火魯沒思」、「忽魯模思」之名。其後，明永樂12年(1414)左右，鄭和下西洋的記錄，也作「忽魯謨斯」。汪大淵前有古人，後有來者，其旅行記錄竟然未作「火魯沒思」、「忽魯模思」或「忽魯謨斯」之名，而作「甘埋里」之名。謂甘埋里」為忽魯謨斯，難圓其說。

元時與中國有關的外國遊行記錄，其述及忽魯謨斯者，有二：馬可波羅遊記和伊本拔圖塔遊記。

馬可波羅遊記述及馬可波羅(Marco Polo)兩度造訪忽魯謨斯，一在南宋咸淳8年(1293)，一在至元30年(1293)。時在十三世紀末期，此忽魯謨斯並非鄭和所至之海島，而為舊忽魯謨斯，其地在伊朗大陸，今名Minab。

1273年之記錄云，「見一平原……二日程，內有美麗川流，出產海棗…騎行二日，抵於大洋，海邊有一城，名曰忽魯謨斯。」1293年，自泉州啟航到波斯在忽魯謨斯上岸，「城在海邊」。（《馬可波羅行紀》）馬可波羅兩次到達的忽魯謨斯，都是波斯大陸沿岸的城市，不是海島忽魯謨斯。

伊本拔圖塔(Ibn Battuta)在泰定2年到至正10年(1325-1350)間週遊海外許多國家，從阿曼到達忽魯謨斯，此時忽魯謨斯有二處，一為霍爾木茲，一為新霍爾木茲。前者，霍爾木茲，是沿海城市，後者，「新霍爾木茲，這是一個島嶼，城名哲牢… 山食鹽岩山。」（《伊本白圖泰遊記》）伊本白圖泰到達了這二處地方，謂其地只消一日行程，島名為「哲牢」(Djeroun, Jiran, Jerun)，完全符合。

在明代，除了鄭和，中國官員出使忽魯謨斯記錄有一條，忽魯謨斯遣使中國記錄有五條。

中國官員出使忽魯謨斯記錄一條，見於《宣宗實錄》，「宣德元年驍騎右衛指揮僉事劉興等二百二十人奉使忽魯謨斯還，進方物。」

忽魯謨斯使者進貢中國記錄六條，

其一，《明太宗實錄》，十九年正月壬寅(十九日)忽魯謨斯等十六國遣使貢馬。

其二，《明太宗實錄》，二十一年忽魯謨斯等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至京。

其三，《明宣宗實錄》，宣德八年忽魯謨斯遣馬剌足來貢麒麟，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率群君稱賀。

其四，《明英宗實錄》，正統元年忽魯謨斯、古里等十一國使同爪哇使臣回國。

其五，正統四年禮部尚書胡濙奏忽魯謨斯久不復遣使，今遣哈只阿里來朝貢馬。

其六，後代人紀前代之事。萬曆《殊域周咨錄》云永樂七年鄭和使其國，金幼孜賦云，永樂己亥（十七年）忽魯謨斯來獻，謂其國故史不可考，其獸「馳首鳳啄，鶴頸鳧耳意……鷙武且力……高可八尺，名為駞雞」，當為之駝鳥。貨用青花磁器、段絹。

上述史料之中，《明英宗實錄》載正統元年忽魯謨斯使臣回國，此使臣可能為前三年（宣德八年）進貢之使。而《殊域周咨錄》之記錄，前後不符，前文謂永樂七年(1409)，後文謂永樂十七年(1419)，而此二年代的出使波斯之事例，皆未能得證於《明實錄》，或其他可信史料。

中國與忽魯謨斯之外交往來，始於元代，有多次外交和商貿往還。明宣德元年中國曾遣使一次，而後鄭和船隊到過三次，而鄭和出使期間，忽魯謨斯曾遣使中國三次，後來忽魯謨斯遣使中國一次，於正統四年(1439)。其後未見任何來往記錄。

四、幾點看法

1.宋代中國記述波斯灣與中國的海上交通，其遠者超過忽魯謨斯，如波斯灣內部中段的西拉夫(Siraf)，也記錄阿拉伯半島的麥加、阿曼乃至大地盡頭的非洲，但這些記錄都得自阿拉伯人。宋人之入忽魯謨斯者未得而聞，宋人之著錄忽魯謨斯者，未得而見。則直到宋代為止，中國人尚未交通或聞知忽魯謨斯。

2.元代，伊兒汗國使者與中國使者，多次往返泉州與忽魯謨斯。海運千戶楊樞往返忽魯謨斯從事貿易，兼及外交。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在1325-1350年間（泰定2年到至正10年）到過忽魯謨斯。忽魯謨斯元代元代為中外海上航海者所熟知，明代鄭和的忽魯謨斯之行，是循著元代中外旅行家的經驗而達成。

3.鄭和下西洋七次，其前三次，沒有超越印度古里。第四、五、六、七次，則以忽魯謨斯為遠航目標。

鄭和下西洋的航程，越過忽魯謨斯的部分非常少。一般多謂遠至東非木骨都束、麻林、不來哇，也到過阿位伯半島的四處地方。但是東非之說，文獻記錄不清不楚，考古所見毫無跡象，不足採信。阿拉伯半島，只到達祖法兒、撒剌、阿丹、天方，都屬最後四次航行。其中，天方之行，只去過一次，而且只有七個人搭乘別國船隻往返。其他三處地點，也只是零星去過數次。超越忽魯謨斯的航行非常有限，忽魯謨斯是鄭和下西洋原本設定的最遠的目的地。

4.忽魯謨斯是波斯灣一座小小的島嶼，但它是波斯灣交通印度洋與波斯灣的重鎮，是波斯灣的商貿中心。對於鄭和，忽魯謨斯是遠的的根據地。所謂鄭和遠航忽魯謨斯等二十國的意義，其中有些「國」，實際上只是一處小小的港口或海島，有時是城邦(city state)，其真象與意義應當予以確切的評估。

（後記，本文為陳信雄‧章樂綺合作。章樂綺曾旅行伊朗，熟悉波斯灣地理，陳信雄出入元明史料，二人共同撰述，探討鄭和到訪忽魯謨斯之活動與意義）

從抹香鯨、龍涎香談到鄭和

詹伯望

二OO四年一月二十四日，雲林縣台西鄉的海園海堤外，漂來一條死亡的抹香鯨，看來個頭頗為龐大。當時它卡在堤外一百公尺的蚵架裡，經海巡署人員和漁民合力拖回港內，由於體型十分龐大，縣府農業局先後動用三部吊車，花了大半天，才把它吊上碼頭。

據趕往現場的中華鯨豚協會秘書長李明華，與成功大學生物系教授王建平估量，這條抹香鯨已經死亡多日，長度在十五至十六公尺左右，重量應超過五十噸，從體型上觀察，應是成年的雄性抹香鯨。但後來的丈量顯示，牠的身長約有十八公尺，相當於六層樓的高度。

台灣海峽以往似乎還不曾發現過抹香鯨的蹤影。從前只在東部的宜蘭、花蓮海域發現過。李明華說，雄性抹香鯨會在冬季前往日本以北的寒冷海域覓食，雌性抹香鯨則在南方海域育幼鯨。

由於此事頗為離奇，所以中山大學海洋資源所教授方力行投書報館，從軍事科技的觀點發表意見。他指出，二OO三年十二月十五至二十日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舉行的「第十五屆國際海洋哺乳動物生物學雙年會」，有一項對全球發出的聲明，值得注意。什麼聲明呢？「美國海軍正在測試新型的低頻主動聲納（ＬＦＡ），這種聲納已證實會造成許多鯨類和魚類及海洋生物的死亡……希望大家共同注意防護。」ＬＦＡ可發出高達一百四十分貝的強力聲波，幾與太空梭發射時的音爆一樣大，在水中可傳送五百公里而不衰減。這種強大的震波，會使潛艇裡的人員難受無比，被視為一種威嚇的武器。人固然受不了，而海洋生物亦將遭受池魚之殃。方力行指出，實驗顯示，它在加州發出的音波，可傳遍北太平洋；所以，對聲波敏感的海洋生物，如鯨魚、海豚都深受其害。例如，二OOO年三月，巴哈馬群島就同時發現有四種鯨魚和海豚擱淺；由於附近的艦隊正在測試低頻及中頻聲納，形成的音波導致牠們的眼睛和聽覺系統血崩。不久，那個海域的所有喙鯨就全消失了。科學家相信，牠們若非死在海底，就是逃離家園。方力行表示，後來，在加納利群島、維京群島及北美海岸的鯨魚與海豚擱淺、死亡事件，都一再被證實和ＬＦＡ有關。研究人員更進一步發現，鯨魚和海豚的遷移路線、行為以及歌唱，都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經過自然資源保衛委員會的再三努力，美國海軍雖然放棄在美國海域的測試，但卻宣稱不會放棄在西太平洋，包括台灣海域的測試。方力行懷疑，台西的抹香鯨之死，與此不知有無關連？不過，後來經成功大學檢驗結果，發現牠的背上有傷痕，可能是遭輪船的槳葉打傷，至於是不是致死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且說，當時農委會就決定把這條抹香鯨運到台南，交給對處理鯨豚夙有經驗的成功大學生物系解剖，並製成標本。可是，一月二十六日清晨，當長逾二十公尺的大型拖板車載著龐然巨物來到台南市西門路小北夜市一帶時，鯨腹竟然轟然炸開，肚內肝腸噴得老遠，大街之上一片血肉模糊，惡臭不堪。據生物系教授王建平表示，由於抹香鯨的屍體是從較低溫的雲林海邊運到氣溫較高的台南，體內熱脹，才會引發臟器氣爆。這在國外也曾發生過。

抹香鯨的肝腸塗地，台南市環保局派車清理街道，把發出惡臭的內臟運走掩埋。事後，有人提醒，抹香鯨體內或有名貴無比的龍涎香，但已無跡可尋。王建平教授只在解剖作業時，留下一大桶鯨油。其實，鯨油亦有大用，它除了可製成蠟燭和油膏外，提煉後可以製成維護精密儀器的潤滑劑，用在手錶、天文鐘甚至火箭上面。這條抹香鯨是雄性的成鯨，也只有這種鯨魚才有龍涎香的產生。然而，學者在這尾巨鯨身上遍尋不著，不免有些失望。

龍涎香到底是什麼東西？台灣中醫界望文生義認為龍涎香就是「龍的口水」者，頗不在少；這種說法，真實反映了社會大眾對它的誤解。中國古代稱海中大魚為「龍」，把鯨魚消化道的分泌物誤認為涎，即口水。例如元代汪大淵的《島夷誌略》即稱：「群龍遊戲出沒海濱時，吐涎沫於其嶼之上……」。

其實，它乃是抹香鯨體內分泌排出的特殊蠟狀物質，主要產自印度洋，為古代的埃及人、阿拉伯人與印度人所常用的香料，在中國則是極珍貴的中藥材。龍涎香約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龍涎香素。龍涎香素是膽固醇衍生物，並且含有苯甲酸。抹香鯨迴游到印度洋時，往往潛入深逾一千公尺的海底，捕食大烏賊，而烏賊的角質口緣在鯨腹內不易消化，乃自腸中分泌龍涎香，以消化軟骨與角質口緣。部分未消化的遂與龍涎香排出體外，有的漂浮海上，有的則沖上海岸。一般每塊龍涎香不超過幾千克，已知最大的龍涎香重達六十公斤。

龍涎香長得什麼樣子？梅爾維爾的《白鯨記》裡描述：「黃灰色，滑膩似肥皂和陳年起士，輕香，貴比黃金。」《本草綱目》則說：「腹中剖得者，其狀初若脂膠，黃白色，乾則成塊，黃黑色。」前台灣綜合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龍村倪，二OO二年十一月到台南參加由成大歷史系教授陳信雄所籌劃舉辦的「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了一篇論文〈迷人的貢禮─龍涎香〉，其中即指出，元代來過中國的馬可波羅，在《東方見聞錄》裡提到印度洋的索科特拉島（Soccotera Is.）的人，從鯨魚腹中取得龍涎香，而且因為它的需求量大，所以還有專業捕鯨人。

它有何種醫藥功能？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記載，龍涎香可以「活血、益精髓、助陽道、通利血脈」，中醫則用龍涎香作為「化痰、散結、利氣、活血」的藥，也有人取作春藥。龍村倪表示，龍涎香因為量少且又極貴，故而除了阿拉伯地區，東方和西方以之入藥者極少。此地的中藥房也說，一般處方用藥其實很少用到龍涎香，也不是所有藥材行都有存貨。中藥業者又說，龍涎香性能活血，在中醫裡多半用於預防或治療腦震盪、中風等血管栓塞疾病，或與其他珍貴藥材，研磨成貴重的「八寶粉」。

除了醫藥之外，它還能作何使用？龍村倪指出，李時珍《本草綱目》說龍涎香「能收腦麝，數十年不散」，正記述了龍涎香作為香料吸著劑的功能，即使是現今世界上名貴的香水，也添加龍涎香，以使其香氣能夠持久。所謂「腦」係指植物香料「龍腦香」；而「麝」則指動物香料「麝香」。

梅爾維爾說龍涎香「貴比黃金」。隨鄭和下西洋的費信，在《星槎勝覽》中則寫得很詳細，說是在龍涎嶼（麻六甲海峽西口外），「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之氣，久則成就土泥。或大魚腹中剖出，若到大圓珠，亦覺魚腥，間焚之，其發清香可愛。貨於蘇門之市（按，指蘇門答臘的市場），價亦非輕，官秤一兩，用彼國金銀十二個，一斤該金錢一百九十二個，準中國銅錢四萬九千文，尤其貴也。」如果把文獻史料暫擱一邊，到中藥市場裡走一趟，可以了解，「龍涎香」真的貴比黃金，目前售價一兩約一萬八千元，除了它的產量極為稀少之外，最重要的是，它仍無法以人工合成。因屬於保育類藥材，必須熟悉門路，才能買得到。

正因為如此昂貴，所以當年西洋諸國多以之為進貢中國的禮物。明代羅懋登的《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提到，有蘇門答臘、柯枝、吉慈尼、木骨都束、竹步、剌撒、祖法兒、溜山、卜剌哇等九個國家送了龍涎香。這是小說家言。然則，龍涎香確實跟鄭和聯上線。除了前面費信的《星槎勝覽》外，其他如馬歡的《瀛涯勝覽》與鞏珍的《西洋番國志》，都有關於龍涎香的記載。其實這也難怪，因為鄭和下西洋的範圍，從東南亞到南亞、中東、非洲東岸，正是環印度洋諸國；而印度洋本就是龍涎香的盛產地。龍村倪指出，在十五世紀鄭和下西洋的年代，龍涎香作為一種特殊的貢品，相當大量的來到中國，不僅增加了中國人對龍涎香的認識與瞭解，藉由《回回藥方》的引介，可以製香，可以入藥，也使中國和伊斯蘭文明進行了交流。

就在抹香鯨的新聞沸沸揚揚之際，一月二十八日的中國時報報導，麻六甲的歷史學者林局紳研究指出，鄭和是第一個吃燕窩的中國人。但這種說法受到許多質疑。

由於上距鄭和首次下西洋即將屆滿六百年，所以近年來世界各地都有所謂的「鄭和熱」，任何有關鄭和的訊息，都受到熱切的關注；不僅散篇的討論文章甚多，連專書都出版了好多本。所謂「鄭和是第一個吃燕窩的中國人」的說法，儘管聽來有些不可思議，其實這只能歸因於鄭和的名氣太大，以致六百年以來，許多事都會穿鑿附會到他身上去。

例如，根據文獻，當年鄭和下西洋艦隊並未彎靠台灣，但台灣卻有不少有關鄭和的故事。好比，台南市區著名的史蹟，位在現今民權、永福路口的「大井頭」，《台灣府志》就說「相傳明宣德間太監王三保到台，曾於此井汲水。」這個說法，其實是根據《明會典》來的；其中永樂宣德年間三保太監赴西洋水程條敘述：「赤崁汲水」。問題是，台灣有赤崁，澎湖有赤崁，越南也有赤崁！鄭和到底是在那個赤崁汲水，是件說不清的事情，而台灣的赤崁可能性很小。此外，高雄鳳山產薑，人稱「三寶薑」，說是鄭和當年所留下的。還有一說，謂鄭和下西洋，諸夷來服，惟獨台灣的原住民─東番不屑一顧，後來鄭和來台收服後，每家發一枚銅鈴，拴在脖子上，視之為犬，可是土人卻把銅鈴當成寶貝，若擁有數枚，則可稱富。

至於南洋星、馬、印尼一帶，鄭和的傳說和神話更是多不勝數。有的頗為誇張，而且離譜，例如，鄭和明明是太監，但新加坡的鄭和廟裡，鄭和神像之旁居然還有「三寶娘娘」。馬來西亞民間還傳說，「果中之王」的榴槤，是由鄭和的大便變成的；而二次大戰日本凶悍的山下奉文將軍，有「馬來亞之虎」的綽號，但民間卻傳說，馬來虎平常都低著腦袋谷谷作聲，乃是當年虎頭被鄭和壓在地上的緣故。（作者為中國時報台南市特派員）

鄭和下西洋年表

鄭永常整理

《明實錄》與〈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碑〉、〈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記〉、《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對照

一、前言

鄭和下西洋被明朝官僚們認是勞民傷財之舉，在官方纂修的《明實錄》[20]中的記錄並不完整，再因成化年間明憲宗一度有意再下西洋，命中官至兵部取「三保出使西洋水程」資料，兵部侍郎劉大夏先一步將資料藏匿他處，並向兵部尚書項忠說：「三保太監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舊案雖在，亦當燬之，以拔其根。」[21]成化後再沒有提及下西洋的資料，也許下西洋的官方史料已被燒燬。現時《明實錄》留下的片段史料仍然是最有價值的，筆者再參考鄭和最後一次出洋時留下的碑銘〈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記〉[22]、〈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碑〉[23]，以及隨鄭和下西洋的使者遊記如費信的《星槎勝覽》[24](第三次、第七次)、馬歡的《瀛涯勝覽》[25](第四次)和鞏珍的《西洋番國志》[26](第七次)來做對照，使鄭和下西洋的年表更清楚的呈現在讀者銀眼前。

二、鄭和下西洋年份對照及說明

次

數

《明實錄》

a/〈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記〉

b/〈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碑〉

c/《星槎勝覽》

d/《瀛涯勝覽》

e/《西洋番國志》

勅諭

抵南京

出發

回抵本國

第

一

次

下西洋

永樂三年(1405)

六月己卯。

遣中官鄭和等賫勅往諭西洋諸國，并賜諸國王金織、文綺、綵絹各有差。(《明太宗實錄》卷43，總頁685)

永樂五年(1407)

九月壬子。

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還，械至海賊陳祖義等。

(《明太宗實錄》卷71，總頁987)

a/永樂三年(1405)

統領舟師至古里等國。時海寇陳祖義聚眾於三佛齊國抄掠番商，生擒厥魁。

b/永樂三(1405)，統領舟師至古里等國。時海寇陳祖義聚眾三佛齊國，劫掠番商，亦來犯我舟師。即有神兵陰助，一鼓而殄滅之。

c/（缺記錄）

d/（缺記錄）

e/（缺記錄）

a/至五年(1407)回還。

b/至五年(1407) 迴

c/（缺記錄）

d/（缺記錄）

e/（缺記錄）

第二次

下西洋

（缺記錄）

案：《明太宗實錄》在永樂三年十月收入「賜滿剌加國鎮國山碑時。其國使者言：『其王慕義，願同中國屬郡。歲郊職貢，請封其山為一國之鎮。』上嘉之。諭禮部臣曰：『先王封山川，奠疆域，分寶玉，賜藩鎮，所以寵異遠人，示無外也。可封其國之西山為鎮國之山，立碑其地。』」但碑文中有句提及「永樂五年九月爾剌加國王遣使來朝，具陳王意。」可見，這條資訊應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回來時(永樂五年)帶回的，因急於賜碑，故鄭和隨即再下西洋。

(《明太宗實錄》卷47，總頁723-724)

（缺記錄）

案：永樂七年(1409)七月丁酉《明太宗實錄》記錄：「古里國王沙米的遣使哈背乃那等貢方物，賜之鈔、幣。仍賜沙米的紗羅、綺帛、銷金、帳幔、磁器等物。」

(《明太宗實錄》卷94，總頁1252)

a/永樂五年(1407)統領舟師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羅等國。其國王各以方物珍禽獸貢獻。

b/永樂五年(1407)統領舟師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羅等國，番王各以珍寶珍禽異獸貢獻。

c/（缺記錄

d/（缺記錄）

e/（缺記錄）

a/至七年(1409)回還。

b/至七年(1409)迴還。

c/（缺記錄

d/（缺記錄）

e/（缺記錄）

第三次

下西洋

永樂六年(1408)九月 癸酉。

太監鄭和等赍勅使古里、滿剌加、蘇門答剌、阿阿魯加異勒、瓜哇、暹羅、占城、柯枝、阿撥、把丹、小柯蘭、南巫里、甘巴里諸國，賜其王綿綺、紗羅。

(《明太宗實錄》卷83，總頁1114)

永樂九年(1411)

六月乙巳。

內官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獻所俘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并其家屬。(《明太宗實錄》卷116，總頁1477)

永樂九年(1411)

七月甲戌。-

以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刺來朝，遣中官海壽、禮部郎中黃裳等，往宴勞之。(《明太宗實錄》卷117，總頁1487)

九月癸酉。

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辭歸，賜宴于奉天門，別宴王妃、陪臣等。

九月丙子。

命禮部宴餞滿剌加國王及榜葛剌、古里、諸國使臣于龍江驛，仍賜宴于龍潭驛。

(《明太宗實錄》卷119，總頁1506-1508)

a/永樂七年(1409)統領舟師往前各國，道經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賴神顯應知覺，遂擒其王。

b/永樂七年(1409)統領舟師往前各國，道經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賴神顯應知覺，遂生擒其王。

c/於永樂七年(1409)，隨正使太監鄭和等往占城、爪哇、滿剌加、蘇門答剌、錫蘭山、小〔口具〕喃、柯枝、古里等國，開讀賞賜。

d/（缺記錄）

e/（缺記錄）

a/至九年(1411)歸獻。尋蒙恩宥，俾復歸國。

b/至九年(1411)歸獻。尋蒙恩宥，俾歸本國。

c/至永樂九年(1411)回京。

d/（缺記錄）

e/（缺記錄）

第四次

下西洋

永樂十年(1412)十一月丙申。

遣太監鄭和等赍勅往賜滿剌加、爪哇、占城、蘇門荅剌、阿魯、柯枝、古里、南渤利、彭亨、急蘭丹、加異勒、忽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諸國王錦綺、紗羅、綵絹等物有差。

(《明太宗實錄》卷134，總頁1639)

永樂十三年(1415)秋七月癸卯。

太監鄭和等奉使西洋諸番國還。 (《明太宗實錄》卷166，總頁1859)

九月壬寅。

蘇門荅剌國王宰奴里阿必丁，遣王子剌查加那因等貢方物，太監鄭和獻所獲蘇門荅剌賊首蘇幹剌等。

(《明太宗實錄》卷168，總頁1869)

〔案：《明太宗實錄》記載：永樂十二年(141８)秋九月壬辰。滿剌加國王子毌斡撒于的兒沙來朝，奏其父拜里迷蘇剌卒。詔毌斡撒于的兒沙

襲父職爵為王，賜金銀錦綺紗羅冠帶織金襲衣。」

(《明太宗實錄》卷155，總頁1790-1791)

a/永樂十二年(1413)統領舟師往忽魯謨斯等國。其蘇門答剌國偽王蘇幹剌寇侵本國，其王遣使赴闕陳訴請救，就率官兵剿捕。神功默助，遂生擒偽王。

b/永樂十一年(1413)統領舟師，往忽魯謨斯等國。其蘇門答剌國有偽王蘇斡剌寇侵本國，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闕陳訴，就率官兵剿捕。賴神默助，生擒偽王。

c/（缺記錄

d/永樂十一年(1413)癸巳，太宗文皇帝勑命正使太監鄭和統領寶船往諸番開讀賞賜。余以通譯番書亦被使末。

e/（缺記錄）

a/至十三年(1415)歸獻。是年滿剌加國王親率妻子朝貢。

b/至十三年(1415)迴獻。是年滿剌加國王親率妻子朝貢。

c/（缺記錄

d/（缺記錄）

案：馬歡在永樂十四年(1416)寫成《瀛涯勝覽》一書。

e/（缺記錄）

第五次

下西洋

永樂十四年(1416)十二月丁卯。

古里、爪哇、滿剌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利、不剌哇、阿丹、蘇門答剌、麻林、剌撒、忽魯謨斯、柯枝、南巫里、沙里灣泥、彭亨諸國，及舊港宣慰使司臣辭還，悉賜文綺、襲衣。遣中官鄭和等赍勅及錦綺、紗羅、綵絹等物偕往，賜各國王。仍賜柯枝國王可亦里印誥，並封其國中之山為「鎮國山」。

(《明太宗實錄》卷183，總頁1969)

永樂十七年(1419)秋七月庚申。

官軍自西洋還。

(《明太宗實錄》卷214，總頁2149)

九月丙午。

滿剌加等十七國王亦思罕荅兒沙等，進金鏤表文，貢寶石、珊瑚、龍涎、鶴頂、犀角、象牙、獅子、犀牛、神鹿、天馬、駱駝、阿羅國王子段阿剌沙、喃渤利國王子沙者罕，亦遣使貢方物。賜織金龍衣、白金、銅錢、紵絲、紗羅、綵絹有差。

九月壬子。

宴滿剌加國王，并阿魯國王、喃渤利國使臣于奉天門。

(《明太宗實錄》卷216，總頁2155-2156)

a/永樂十五年(1417)統領舟師往西域。其忽魯謨斯國進獅子、金錢豹、西馬；阿丹國進麒麟，番名祖剌法，並長角馬哈獸；木骨都束國進花福鹿並獅子；卜剌哇國進千里駱駝並駝雞；爪哇國、古里國進糜里羔獸。各進方物，皆古所未聞者。及遣王男、王弟捧金葉表文朝貢。

b/永樂十五年(1417)統領舟師往西域。其忽魯謨斯國進獅子、金錢豹、大西馬。阿丹國進麒麟，番名祖剌法，並長角馬哈獸。木骨都剌束國進花福鹿並獅子。卜剌哇國進千里駱駝并駝雞。爪哇、古里國進糜里羔獸。若乃藏山隠海之靈物，沉沙棲陸之偉寶，莫不爭先呈獻。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齎捧金葉表文朝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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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

下西洋

永樂十九年(1421)正月癸巳。

忽魯謨斯等十六國使臣還國，賜鈔幣、表裏，復遣太監鄭和等赍勅及錦綺、紗羅、綾絹等物，賜諸國，就與使臣偕行。

(《明太宗實錄》卷223，總頁2256)

永樂二十年(1422)六月壬寅。

○中官鄭和等使諸番國還，暹羅、蘇門答刺、哈丹等國，悉遣使隨和貢方物。

(《明太宗實錄》卷250，總頁2344)

a/永樂十九年(1421)統領舟師遣忽魯謨斯等各國使臣久侍京師者，悉還本國。其各國貢獻方物，視前益加。

b/永樂十九年(1421)統領舟師，遣忽魯謨斯等國使臣久侍京師者悉還本國。其各國王益修職貢，視前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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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航

舊

港

永樂二十二年(1424)正月甲辰。△舊港故宣慰使施進卿之子濟孫，遣使丘彥成請襲父職，并言舊印為火所燬。上命濟孫襲宣慰使，賜紗帽及花金帶、金織文綺、襲衣、印銀。令中官鄭和赍往給之。

(《明太宗實錄》卷267，總頁2427)

（缺記錄）

洪熙元年(1425)

二月甲辰。

命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南京於內則，與內官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商議的當，然後施行。

(《明仁宗實錄》卷7上，總頁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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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

下西洋

宣德五年(1430)

六月戊寅。

遣太監鄭和等，賚詔往諭諸番國。詔曰：「朕恭膺天命，祗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統，君臨萬邦。體祖宗之至仁，普輯寧于庶類。已大赦天下，紀元宣德，咸與維新。爾諸番國，遠處海外，未有聞知。茲特遣太監鄭和、王景弘等賚詔往諭。其各敬順天道，撫輯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凡所歷忽魯磨斯、錫蘭山、古里、滿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渤利、蘇門答剌、剌撒、溜山、阿魯、甘巴里、阿丹、佐法兒、竹步、加異勒等二十國，及舊港宣慰司。其君長皆賜綵幣有。

(《明宣宗實錄》卷67，總頁1576~1577)

宣德六年(1431)

二月壬寅。

滿喇加國頭目巫寶赤納等至京言：「國王欲躬來朝貢，但為暹羅國王所阻，暹羅素欲侵害本國，本國欲奏，無能書者。今王令臣三人潛附蘇門答喇貢舟來京，乞朝廷遣人諭暹羅王，無肆欺凌，不勝感恩之至。」上命行在禮部賜賚巫寶赤納等，遣附太監鄭和舟還國。令和齎勅諭暹羅國王曰：「朕主宰天下，一視同仁。爾能恭事朝廷，屢遣使朝貢，朕用爾嘉。比聞滿喇加國王，欲躬來朝，而阻于王國。以朕度之，必非王意，皆王左右之人，不能深思遠慮，阻絕道路，與鄰邦啟釁。斯豈長保富貴之道？王宜恪遵朕命，睦鄰通好，省諭下人，勿肆侵侮。則見王能敬天事大，保國安民，和睦鄰境，以副朕同仁之心。」禮部言：「諸番貢使，例有賜予，巫寶赤納非有貢物，給賞無例。」上曰：「遠人數萬里外來訴不平，豈可不賞。」遂賜紵絲、襲衣、綵幣、表裏綿布，悉如他國貢使例。

(《明宣宗實錄》卷76，總頁1762~1763)

（缺記錄）

宣德八年(1433)

閏八月辛亥。

蘇門答剌國王宰奴里阿必丁遣弟哈利之漢等、古里國王比里麻遣使葛不滿都魯牙等、柯枝國王可亦里遣使加不比里麻等、錫蘭山國王不剌葛麻巴忽剌批遣使門你得奈等、佐法兒國王阿里遣使哈只忽先等、阿丹國王抹立克那思兒遣使普巴等、甘巴里國王兠哇剌劄遣使段思力鑑等、忽魯謨斯國王賽弗丁遣番人馬剌足等、加異勒國王遣使阿都儒哈蠻等、天方國王遣頭目沙獻等來，朝貢麒麟、象、馬諸物。上御奉天門受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以麒麟瑞物，率群臣稱賀。上曰：「遠方之物，朕非有愛，但念其盡誠遠來，故受之。不足賀也。」

(《明宣宗實錄》卷105，總頁2341)

a/宣德五年

(143０)，仍往諸番開詔，舟師泊於祠下。思昔數次皆仗神明護助之功，於是勒文於石。

b/宣德六年(1431)仍統舟師往諸番國，開讀賞賜，駐泊茲港，等候朔風開洋。思昔數次皆仗神明助祐之功，如是勒記于石。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副使太監李興、朱良、周滿、洪保、楊真、張達、吳忠，都指揮朱真、王衡等立。正一住持楊一初稽首請立可石。

c/於宣德六年隨正使太監鄭和等往諸番，直抵忽魯謨斯等國，開讀賞賜。

d/（缺記錄）

e/勅：南京守備太監楊慶、羅智、唐觀保、大使袁誠。今命太監鄭和等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大小船六十一隻，該關領原交南京入庫各衙門一應正錢糧並賞賜番王頭目人等綵幣等物，及原阿丹等六國進貢方物給賜價鈔買到紵絲等件，並原下西洋官員買到磁器鐵鍋人情等物，及隨舡合用軍火器紙劄油燭柴炭並內官內使年例酒油燭等物，勅至，爾等即照數放支與太監鄭和、王景弘、李興、朱良、楊真、右少監洪保等，關領前去應用，不許稽緩。故勅。宣德五年(1430)五月初四日。

a/（缺記錄）

b/（缺記錄）

c/至宣德八年(1433)回京。

d/（缺記錄）

e/沒有明確回抵國門時間，但鞏珍在《西洋番國志》序中有「往還三年」一語，即知是在宣德八年(1433)回抵中國，而《西洋番國志》一書則完成在宣德九年(1434)。

三、說明

本年表的設計與整理是以鄭和下西洋時的原始記錄作為根據。由於官方史料的記錄不完整，而《明實錄》所記載的下西洋日期是皇帝下敕諭的時間，以及回抵南京的奏報。然而，同一次下西洋的敕諭時間與實際出洋時間會有一段差距，又如回抵中國海港與回抵南京又有一段差異，因此植於南京劉家港及福建長樂的天妃碑，以及各次隨艦隊出訪的私人著述大都是出洋時的記錄與《明實錄》不盡相同。筆者以鄭和下西洋次數為經，事件為緯，將鄭和七下西洋涉及的史料重新排比，整理如上的〈鄭和下西洋年表〉，使讀者一目了然。為了避開煩瑣的考證，以下是對表中疑惑之處稍作說明：

第一次：陳祖義事件

第二次：鄭和第二次下西洋《明實錄》隻字不提，原因不明。現在填補的應是勅諭及回抵的相應資料。筆者認為《明太宗實錄》永樂三年十月收入「賜滿剌加國鎮國山碑」一條資料是錯簡。正確的時間應是永樂五年十月，而誤在「永樂三年十月」，因為在碑文中有句提及「永樂五年九月爾(滿)剌加國王遣使來朝，具陳王意。」而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回抵南京是在永樂五年九月，同年十月明太宗再敕諭下西洋。可見「賜滿剌加國鎮山碑」及強化西洋各國外交是這次航海的重要目的。

第三次：錫蘭山國事件及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親來朝貢。

第四次：俘虜蘇門答剌國偽王蘇幹剌寇侵本國。按〈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記〉記錄出洋時間是在「永樂十二年」有誤，應如〈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碑〉所記「永樂十一年」。

第五次：封柯枝國中之山為「鎮國山」。《明實錄》沒有記錄鄭和回國的訊息，但史料記錄「官軍自西洋還」應即指鄭和回還。這次隨同朝貢的有滿剌加國王和阿魯國王。

第六次：送西洋朝貢使回國。

第七次：明宣宗登位五年再次遣鄭和下西洋，目的是頒繼統詔，並警告暹羅勿侵滿剌加。《明實錄》沒有明確記錄下西洋船隊回抵南京及鄭和去世的消息。但宣德八年八月西洋國使朝貢應是隨下西洋船回來。〔案：祝允明《前聞記》記錄了第七次下西洋船隊抵達南京是在宣德八年七月六日。[27][1]〕

除了以上記錄鄭和七下西洋的資料外，鄭和在永樂二十二年還有一次專航舊港的任務。這次專航舊港是任命施進卿之子齊孫為舊港宣慰使並賜給新印。因非下西洋，因此兩〈天妃碑〉都沒有相關記錄。

二OO一年五月一日與友人同遊深圳赤灣天后宮並南山左炮台有感

龍村倪

來匆匆、去匆匆

山海喜相逢。

赤灣媽祖早；

南山鐵炮空。

老樹興亡冷雨中！

來有影、去無蹤，

聚散笑談中。

石塘礁千里；

長沙數難窮。

帆滿星馳鄭和風！

附記

赤灣天后宮始建於清末，背山面海，庭園幽靜，近時由台灣等海內外信眾捐資重修。宮前園中有水池及媽祖立像。照壁上書「中華海神」，十分引目。

「赤灣口」南山清代元涉左右炮台，以守海疆。右台已廢，左炮台保存尚佳。舊營殘壘，老樹盤根，上有清代鐵炮一台，居高臨下，神空萬古。台前有新立林則徐銅像，以紀其銷煙守海之功。西沙群島在《鄭和航海圖》中稱「萬里石塘」，南沙群島昔稱「千里長沙」。

[1] G.R.Tibbetts著，張清江譯〈回教傳入前的阿刺伯與東南亞關係〉《東南亞研究》4卷，1968，頁63-76。

[2] 1292年馬可波羅返航，發現蘇島北端已有二個伊斯蘭教國家。而在爪哇錦石（Gerisik）發現有一座1102年刻有阿拉伯字的石碑，又在馬來半島丁加奴河畔發現一座年代可能是1326或1386年的伊斯蘭教石碑。但二者均未能明證當時的東南亞社會即已有明顯的伊斯蘭化的社會存在。參見Lotel Ismail，Sejarah Malaysia：1400-1963(Kuala Lumpur：Penerbitan Utusan Melayu (M)Berhad，1976)，hal.39。另，在今汶來也發現有一座1264年的伊斯蘭教徒中文墓碑，但相信那是一位中國華化阿拉伯人之墓，參見Wolfgang Franke and Chen Tieh Fan，”A Chinese Tomb Inscription of A.D.1264，Discovered recently in Brunei”in Sino-Malaysian：Selected Papers on Ming & Qing History and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1942-1988（Kuala Lumpur：Department of Publication，Univ.OF Malaya，1989），p.306～314。

[3] 參見N.J.Ryan，A Histor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Oxford Univ. Press，1976)，p.21。

[4] 馬歡，《瀛涯勝覽》〈爪哇〉條（頁11）云：”國有三等人……一等唐人，皆是廣東漳泉等處人竄居此地……多有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而且華人伊斯蘭教徒在14世紀以來，東西海上就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東南亞土著改宗以前，就已落居於茲。參見王賡武著，張奕善譯《南洋華人簡史》（台北：水牛，1988年再版）頁36。

[5] 劉欣如《印度古代社會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246～265。

[6] John F. Cody，Southest Asia：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New York：Mc Graw Hill，1964），p.153～154。

[7] 由於對於Parameswara和Iskandar Shah是否為同一人有歧見，因此究竟是何代國王迎娶巴賽公主有了爭議。持同一人說者，認為是Parameswara娶了巴賽公主，而改宗，並改名為Iskandar Shah；但持二人說者，則認為是第二代王之事。惟依馬歡《瀛涯勝覽》（頁23）云滿刺加”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一般認為，《瀛涯勝覽》所記主要是馬歡隨鄭和第二和第四次下西洋時的實地觀察見聞之事。這時的鄭和船隊正預定要越過馬六甲海峽，航向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滿刺加國王於此時期之改宗，其”巧合”或另有深意。

[8] Parameswara是一個印度化的王號，但Iskandar Shah已是一個伊斯蘭教化的王號。Shah源自阿拉伯文”國王”之意。參見程光裕、李作華合著《東南亞史》（香港：友聯出版公司，1964），頁77。

[9] 永積昭《東南アジアの歷史》（東京：講談社，1993年），頁88。

[10] 轉見自Brain Harrison著，聯營出版有限公司編輯部譯《東南亞簡史》（新加坡：聯營出版有限公司，1959），頁58。

[11] 王賡武〈中國與馬六甲關係的開端1403-1405年〉（《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87），頁81。

[12] Milton W. Meyer，Southeast Asia：A Brief History（New Jersey：Littlefield Adams & Co. 1971），p.37-38；D.R.SarDesai，Southeast Asia：Past and Present（Colorado：Westview Press，1989），p.55；Lea. K. Williams，Southeast Asia：A History（New York：Oxford Press，1976），p.48。

[13] 鄭和雖然曾施財印造佛經贈送給各大禪寺，甚至有法名，也曾祝禱過道教的天妃娘娘，故有人認為鄭和既是崇佛又信道。但鄭和實出自”哈只”世家，也曾在泉州伊斯蘭教先賢墓行香在清真寺祈禱，並曾奏清重建南京禮拜寺，顯示鄭和仍是一名伊斯蘭教徒。然而作為朝廷特使，鄭和有時不得不附和於佛道。此外除鄭和，史料所載其他如副使太監洪保、通事馬歡、郭崇禮、西安清真寺教長哈三、副千戶沙班等皆是穆斯林。參見葉哈雅•林松〈鄭和的伊斯蘭教信仰剖析〉（《回回歷史與伊斯蘭文化》，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頁111～140；楊兆鉤〈鄭和與穆斯林〉（《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4），頁44～48。孔遠志〈鄭和與印尼的伊斯蘭教〉（《東南亞研究》1990.1），頁91～101。

[14] 張奕善譯〈明代中國移民和東南亞回化的關係―施大娘仔俾那智錦石偉大的女性〉（《東南亞研究論集》），頁461～472。又，有關華人移民對東南亞伊斯蘭化影響的傳說故事，亦可參見李炯才《印尼―神話與現實》（台北：遠景，1983），頁127～142。

[15] 寺田隆信《中國の大航海者―鄭和》（東京：清水書院，1984），頁200。

[16] 陳亞昌，〈試論鄭和航海中Vc來源〉，收於《鄭和研究》，1998，頁1-15。

[17] 陳亞昌，〈對於鄭和航海中VC來源一文的補充〉，收於《鄭和研究》，2000，頁27-28。

[18] 馬歡著，馮承鈞校對，《瀛涯勝覽校注》，商務印書館，1936。

[19] 陳信雄，2003。鄭和船隊究竟到過哪些地方。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稻香出版社，台北縣，p. 291

[20]本表《明實錄》是用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於1984年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刊本縮編本。

[21]劉大夏撰，《劉忠宣公遺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6輯，第2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譜〉，卷1，總頁585。

[22]鞏珍著，向達校注，《西洋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61)，附錄二之四，頁51-53。

[23]鞏珍著，向達校注，《西洋番國志》，附錄二之五，頁53-55。

[24]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前集目錄〉，頁1。

[25]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序〉。

[26]鞏珍著，《西洋番國志》，〈序〉、〈勅書〉。

[27][1]祝允明著，《前聞記》(收入《百部叢書集成》之《紀錄彙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卷202，頁36-38。